蔡孝乾忆长征 6 项英征求我们的同意, 决定我暂时在中央教育部工作

“红都”瑞金会晤项英

在夕照斜晖中，我们到达瑞金城郊。

瑞金是一座古老的县城，清澈、弯曲的绵江环绕在它的周围。城东一里余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白塔，更衬托出这座古城的宁静。城西远处隐约可见绵亘的群山。

我们没有进城，沿着一条弯曲的小径，走进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叶坪。

“交通”把我们带进“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大办公厅。一个年约三十岁的高瘦青年——刘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出来迎接我们，并把我们安顿在他的办公室休息。

这个号称控制着五个游击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和陕北苏区不算在内）、六十多个县、九百多万人口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厅，其实只不过是一座宽敞破旧的祠堂而已。

它用木板隔成八个办公室，中间留着一条约四尺宽的走廊，分成两排：每一排各隔成四个办公室。

右一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项英的办公室；

右二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又称司法部）；

右三是“土地人民委员部”（又称土地部）；

右四是《红色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编辑部；

左一是“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又称工农检察部）；

左二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又称财政部）；

左三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又称教育部）；

左四是“总务厅”。

此外，还有“粮食人民委员部”（简称粮食部）、“内务人民委员部”（简称内务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国家银行”、“造币厂”、“被服厂”、“中央无线电”等机构，则分散在附近村落。

所谓“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它的正式名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按照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苏维埃中央政权机构包括下列组成部分：

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

二、“中央执行委员会”，它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

三、“人民委员会”，它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责指挥“全国”政务。

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各人民委员部，各设人民委员一人。

现将当年（一九三二年六月）人事列表如下：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项英

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兼）

副主席：项英（兼）、张国焘（未到职）

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未到职，由毛泽东兼）

劳动人民委员：邓振询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

军事人民委员：朱德（兼）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林伯渠

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

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未到职，由徐特立代）

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员：张国焘（未到职，由梁柏台代）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中央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刘寅

中央印刷厂厂长：陈祥生

我们进入项英的办公室时，他一手捧着白铜制的水烟筒，一手正在写什么。

他抬头看我们，说：

“我们苏维埃政府正在筹备在中央苏区召开一次全国性反帝同盟代表大会，号召苏维埃区域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动员起来，参加红军，武装保卫苏区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

他说，“苏区的反帝运动应该密切配合红军行动，过去由于单纯的军事观点，只求战争的胜利，而没有充分的政治动员，对于群众性的反帝斗争是做得很不够的。”

接着项英又说：

“现在反帝同盟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你们两位马上就可以参加这项工作。不过现在中央教育部因人员缺乏，组织不健全，那边工作也需要加强起来，你们可先到中央教育部工作。”

“说实话，苏区贫困，生活苦，人事极不健全，苏维埃工作人员，一般都是一人兼几份工作；即使将来反帝总同盟机构正式成立，你们仍然要在中央教育部兼差。”

项英口头上是在征求我们的意见，而实际上已经打发“勤务员”（小鬼）去叫徐特立（副人民教育委员）来与我们会晤。不一会一个头发灰白、戴老花眼镜的老头子来到项英办公室。

项英给我们介绍：“这位就是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同志。”一阵寒暄之后，徐特立就把苏区教育工作情况作了简短介绍。

徐特立说：

“现在苏区教育工作最迫切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课本’问题。另一个是师资问题。

关于师资问题，我们过去曾经办过几次短期训练班。我们并没有固定的校址或教室，训练班都是在游击战争的环境里开办起来的。部队走到哪里，我们的训练班就跟到哪里。今年我们才创办了一所列宁师范学校。”

接着他说：

“关于课本问题，希望蔡同志和施同志到了教育部之后，我们再作具体的讨论好了。”

徐老笑谜谜地说着，门牙掉得差不多了，讲起话来口沫横飞，他也不在乎。他的精神好，干劲足。当徐老知道了我和施老先生在国统区教过书，他更乐得什么似的。

项英已征求我们的同意，就决定我暂时在中央教育部工作。

我们告辞了项英，就和徐老到“中央人民教育委员部”，作进一步的谈话。

承刘凯陪同，我们（我、施至善、刘月蟾、施月英）会晤了工农检察部长何叔衡和司法部副部长梁柏台、《红色中华》总编辑王观澜和他的爱人（妻子）李伯钊。

何叔衡四十七、八岁，留着短胡须，脸上已有皱纹，但身体还很健强。他是湖南人，曾于一九二二年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人民委员中资格最老的一个。

梁柏台，三十多岁，身体很结实，他是一个留俄学生。

王观澜，江苏人，二十七、八岁。

李伯钊，四川人，二十多岁，有“苏维埃明星”之称。

王、李和我们都是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所以彼此还谈得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他们接触得比较多，彼此的了解也较深。

瑞金城的争夺战

我和刘凯、王观澜已经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了。我们住的地方靠近“临时中央政府”大办公厅，我常来和他们谈话。

刘凯担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长，他掌握着不少有关中央苏区的具体统计资料；王观澜也因报社的关系，掌握着不少有关红军的历史资料。

以下便是王观澜对我所谈有关瑞金城争夺战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一月中旬，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包括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和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向赣南、闽西地区转移。

红四军挺进部队经大汾、左安、营前之线抵达大庚附近与江西国民党军二十一旅李文彬部遭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在这次战斗中红四军损失重大，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牺牲），独立营营长张渭，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等阵亡。

红四军主力在大庾附近战斗后，转入三南（龙南、虔南、定南）地区，几乎每天都要走八、九十里，甚至百里以上。

当他们抵达吉潭时，又受到江西国民党军刘士毅部的袭击，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的一部曾经陷入包围中，遭受损失。

部队再经寻邬，抵达安远县城附近。时有安远县境的农民武装魏善成、杜偏奎，纠合附近农民组织暴动队，袭击城内民团，并占领了安远城，给了长途行军的红四军以喘息机会。

此后，红四军经闽赣边境山区抵达闽西武平县东留后，又折向江西会昌、瑞金县境内行动。

经瑞金县属之武阳围抵达瑞金城北约二十里之黄柏墟、隘前一带，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天。此时江西国民党军刘士毅部又跟踪追至，红四军在瑞金县属的大柏地与刘士毅部发生激烈战斗。红四军在这次战斗中获得了不少新式武器，但也有损失。

朱德、毛泽东于一九二九年春撤离井冈山的时候，留下了由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继续在井冈山坚持斗争。自朱毛部队撤离井冈山后，国民党军之包围圈逐渐缩小，几次大的“进剿”，使“红五军”陷入重围。

最后彭德怀带领着七百余名官兵，沿着朱德、毛泽东走过的路线来到瑞金地区。彭德怀在这里得知朱、毛率领的部队占领汀州的消息，便立即派人来和朱、毛联系。毛泽东接信后，立即把队伍拉到汀州与彭德怀会晤。

朱、毛在大柏地战斗后，乘胜进占宁都县城，击溃当地民团赖士璜部。他们在宁都城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经黄陂向吉安县之东固前进。

他们在东固与江西南部农民武装第二、第四独立团会合。红四军在东固休息了几天，毛泽东利用部队休整期间，召集干部开会，传达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几天后，毛泽东复率部经荇田、东韶、广昌县城向南折回瑞金县北之王田市，转向闽西边境挺进，于三月初，在长汀县城附近打败了盘踞长汀的郭凤鸣部，并占领了汀州城。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红军就在汀州城内外方圆不过五十里的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正当毛泽东在长汀地区展开群众斗争的时候，忽然接到彭德怀从瑞金县城送来的信。毛、朱、彭在瑞金会晤之后，就在瑞金一连开了三天三夜的会议，讨论中共六全大会的决议和上海“中共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并根据指示，制定了两项军事行动计划：

第一是以瑞金为中心把这两个地区和闽西苏区连结起来，造成“中央苏维埃”根据地，这个计划由毛泽东和朱德执行。

第二是彭德怀率领原来队伍重返井冈山地区，恢复群众的土地斗争，然后再前往湘赣边境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在瑞金地区休息了两星期，彭德怀便按照瑞金会议的决定开始行动。

此时，毛泽东又接到闽西革命力量负责人邓子恢的一份书面报告。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请求毛泽东再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发展游击战争。于是朱德和毛泽东又折返汀州，和邓子恢率领的闽西工农武装会合。这就是“红四军”第二次进入闽西。他们在长汀、上杭、永定、龙岩等地开展工作，持续了一个多月。

正当朱毛红四军和闽西邓子恢所部在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时候，彭德怀所属贺国忠部在当地工农武装配合之下，复于五月（一九二九年）自雩都进入瑞金城。这是红军第二次占领瑞金城。

不久广东国民党军金汉鼎部把贺国忠部赶走，进驻瑞金城。直至一九三〇年三月，金汉鼎部他调，当地农民武装邓希平组织附近农民暴动，占领瑞金城，组织“红军”独立支队，由蓝夏桥任支队长。同时组织总工会、农民协会等群众团体。这是红军第三次占领瑞金县城。

同年八月，当地农民武装在国民党军进剿下，撤离瑞金城。至一九三二年元月，闽西“红十二军”杨之光部再次进驻瑞金。这是红军第四次占领瑞金城。

不久，“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刚率部来到瑞金，进行内部肃反工作，这就是所谓的“AB团事件”。嗣经朱德率部队来妥善处理，对邓毅刚等人进行审查，并将其部队调至宁都进行整编。

同年十一月初，中共在瑞金城北郊叶坪召开“中国工农兵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以项英为首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作者补注： 王观澜和李伯钊曾是夫妻关系，但后来二人离婚 。

王观澜和李伯钊在早年有着相似的经历。

具体信息如下：

相似经历 ：在认识李伯钊之前，王观澜和李伯钊曾有过相似的经历。

加入组织 ：两人都在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青团，随后又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留学经历 ：两人都曾前往莫斯科进修学习。其中，王观澜于1927年去往莫斯科，而李伯钊于1930年去往莫斯科

王观澜

1906年出生在浙江临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在外放牛，做农活，9岁才读私塾（北山小学）启蒙，16岁以优异成绩考取临海县第六师范学校，在那时改名观澜。他利用夜晚与假期为《台州日报》抄写稿件，半工半读。

1925年六师学生会成立，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冬转入中国共产党，任学生党支部书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秘密活动。

这一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29年初，转入莫斯科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大学里，他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积极参与斗争，王明怀恨在心，污蔑他为“托派分子”。后继入列宁学院、苏联红军总医院学习。

1930年底奉党组织召唤，秘密回国。

1931年1月，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共闽粤赣特委代理宣传部部长，主编特委机关报《红旗报》，并任兼闽粤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他求真务实，艰苦创业，坚持面向工农大众办报的正确方向，创造性地发挥新闻事业党和政府喉舌、耳目的职能，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斗争精神开展批评和斗争，为开创苏区新闻事业的新局面、丰富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内涵和苏区精神的形成作出巨大贡献。后任组织部部长，(上)杭武(平)县委书记、汀州市委书记（军区一级党总支书记）。

同年11月，负责筹备并主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

1932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在叶坪乡开展查田试点。不久中央苏区全面开展查田运动，任指导委员会主任。

1934年1月，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中央土地委员会副主任。同年10月，在红一军团地方工作部工作，随工农红军开始长征。次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军委干部团地方工作团主任。越雪山，过草地，历经饥饿、病患，坚持带队前进，到达陕北。10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中央农委主任。

1938年，王明、康生诬称观澜是“托派”，毛泽东进行干预，认为王观澜经过他十年的亲自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次年，王观澜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不久，因肠胃病与严重神经衰弱症住院医疗。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农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兼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原则争论，他亲至江、浙农村调查，如实向中央报告。毛泽东将其报告批转全国，并提倡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大跃进”年代，王观澜又至河北省徐水一带视察，上书中央指出“浮夸是万恶之源，欺骗是害人之本”，受毛泽东称道。

“文化大革命”初，王观澜遭残酷迫害。

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不久，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国家农业部顾问组组长。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年逾古稀，仍积极至农村调查研究。

1979年下半年，王观澜至陕北革命老根据地12个县调查。1980年春末夏初，他还到上海及江苏、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市作社会调查。

1981年9月，王观澜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河北保定、安国、博野等地连续考察了两个多月，并亲自起草调查报告，11月底赶回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四次常委会议。会后，感到身体极度疲乏的王观澜便病倒了，12月23日，被送进北京医院。这时，他已身患胰腺癌，并转移扩散。入院后，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82年1月19日在北京病逝。